古代青楼女子身价值多少？最贱者竟仅值一文钱
以人身价值的多维视角来看，无论男女，单纯以量化的身价来衡量彼此，显然无法全面展现个体的尊严与价值。这正如那句俗语所说，“人才两斤半，不知天高地厚”，尖锐地揭示了身价评价的片面性。在生活中，我们往往无法回避身价这个话题，尤其是在娱乐圈等公众领域，人们时常关注明星的身价，这其中固然包含了身份地位的引申，但更核心的是对“多少”的量化。在更深层的思考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地球上的尊贵生命，其身价也是无法简单用金钱来衡量的。
在古代，女性的身价在多种场合被提及，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典故。诸如周幽王千金买笑的褒姒，或是倾国倾城的李延年之妹，她们的身价非凡，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在古代，女性的身价往往与她们的容貌、才艺以及社会地位紧密相关。
早在春秋时期，人口的合法买卖已经出现，其中女奴居多。这些女奴的身价如何确定呢？并非按照体重，而是根据等级和技艺来评定。姿色艺业出众的女奴，其身价自然更高。这一估价标准一直沿用至晚清民国时期。
关于古代女性的身价，有许多有趣的历史记载。例如，《战国策》中载有一则赔了美人又赔钱的故事，而《史记》则记载了妾的明确身价。这些妾除了少部分是通过赏赐或夺取得来，大部分都是用金钱购买。在这些男性眼中，女性的身价甚至不如一匹马。明代御史宋准买妾却舍不得自掏腰包，而魏绍元买妾仅花了三个铜钱，可见妾的身价之悬殊。
至于大老婆的身价，虽然经过三媒六证的正式婚礼，但其身价未必高昂。即使在贵族士大夫阶层，大老婆也是可以出售的。在贫穷的年代和地区，如南宋度宗时和元末战乱时期，妻子甚至被典当或出售以偿还债务或支付费用。
的身价则更容易被量化。教坊籍的名妓身价较高，而民间私妓则相对便宜。历史上身价最贵的当属宋代的李师师，与她交往的大多是历史名流。
人身价值无法简单用金钱来衡量。从古代女性的身价变迁可以看出，身价不仅与个人的才华、容貌等有关，更与社会地位、时代变迁紧密相连。在讨论人身价值时，我们应该更加尊重个体的多元价值，而非仅仅局限于身价的量化评价。秦淮河畔的雅俗交响：从旧院到贡院的互动演绎
野史记载，秦少游的中年困顿，似乎与李师师不无关系。他的宦囊，似乎一次性的贡献给了这位佳人。《翁天脞语》中也有提及，如山东巨寇宋江潜入东京访师师，那一次的花费可谓不菲。但古代中，身价最廉价的又是谁呢？这问题的答案隐藏于浩瀚的书海中，只在唐代笔记小说中找到了一例。
诗人贾岛在一次筵宴中偶遇名秀娥的女子，她擅长辞令，令贾岛心生好感。那晚，他醉醺醺地留宿秀娥家，醒来却发现身处妓院。得知朋友并未支付费用，贾岛面临困境，最终只拿出一文钱，而秀娥并未深究，微笑着放他离去。原来，秀娥是贾岛的粉丝，她的行为只是象征性的。
古代青楼中有“雅妓”，她们色艺双全，才艺广泛，包括诗文、书画、琴棋乃至烹饪等。度曲、演唱是基础，因此也被称为高等的欢场为“曲中”。它们“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其特点。随着需求的变化，这个行业也在演变，出现了仅供肉欲、以色事人者，如旧北京的八大胡同。
说到秦淮河畔的香艳，就不得不提南岸的旧院和北岸的贡院。旧院是欢场之地，“原为才子佳人而设”，而贡院则是科举高级别考场。秦淮南岸的旧院与北岸的贡院隔河相望，它们的存在与互动，为秦淮香艳的发展史增添了重要的一笔。
这座贡院可容纳二万余人考试，规模之大，各省无人能及。废科举后，它被拆除，如今只能通过照片窥见其旧貌。它的建成并不早，最初开科时是在借用的京卫武学中，后来才改造为试院。令人心生异样的是，这座贡院竟建于纪纲府邸旧址，纪纲是朱棣手下的特务头子，曾无数。
从时间上看，河对岸的勾栏瓦舍早于贡院之建。秦淮河一带早已是欢场之地，由元人萨都剌的诗可见一斑。而南岸的旧院，在洪武年间已有，为十六楼之一。但随着贡院的建立，这一带妓院逐渐衍变为“雅游”之地。这种变化与北岸的文采息息相关，南岸的旖旎风光与北岸的文采相互激发、滋养。二者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对秦淮香艳的最深刻理解。
秦淮河畔的香艳文化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现象。从旧院到贡院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和人们的需求变化，也体现了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在这里，才子佳人、科举考场与妓院欢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文化画卷。衣冠文物与文采风流，这八个字，可谓是秦淮文化的灵魂所在。若抽掉这二者，秦淮香艳的佳话便不复存在，八大胡同的魅力也将荡然无存。
这八个字，也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何贡院虽在其他省份也有设立，却未能催生出属于自己的秦淮香艳文化？这其中，文物与文采的繁荣程度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各地的文物与文采之盛，难以达到南京的高度。若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
自物质与精神文明随着自然条件的变迁以及北方蛮族的冲击，自晋代起就呈现南移的趋势。东晋、六朝时期是第一波南移浪潮，南宋与明代则是后续的重要时期。经过这三大浪潮，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黄宗羲曾言，“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而明代三百年间，江南的赋役更是百倍于他省。尽管这些数据可能有所夸大，但基本的格局确实如此。
物力如此丰富，文化自然也随之繁荣。在唐宋时期，人文仍以北方为盛，一流诗哲多出自黄河流域。到了明代特别是明清之际，人文重心明显转向南方，特别是集中在东南一隅。有学者统计，明代“三鼎甲”人数中，东南一带的人数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其中南直隶一省的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
这种盛衰之比，甚至促使明朝实施一项特殊政策。在《明史·选举二》中，专门提到了“南卷”与“北卷”的问题。最初，科举考试并不区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的会试结果让朱元璋大怒，他认为录取的全是南方人，不公平。客观上，南北两地的文教水准确实存在巨大反差。朝廷不得不实行“南北卷”政策，强制分配名额，规定南方人与北方人的比例。尽管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北差距，但南方的强势地位仍然保持不变，甚至逐渐增长。
朝廷的无奈之举，既出于文化平衡发展的考虑，也是政治需要的体现。尽管朝廷尽力扶植北方人才，整个明代，北方人才的劣势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及至满清取代明朝后，南方的文化优势以及士林情态才有所减缓。满清入主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人，通过几次大的文字狱来加强控制。这种打压不仅包含了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也隐含了地域相抗的意味。
近代以来，南北间的抑扬再次谱写新篇。清室的衰微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从晚清重臣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再到创建时期的活跃人物，几乎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的现象已经持续了一千六七百年，包括当下网络之中也常常引发讨论。但这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值得我们深入。
以物质和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我们特别注意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的两千多年里，南京是唯一能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它是物质和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一趋势而形成了持续建都史。南京的历史共有三个峰值：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告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开端。这一切使得南京成为了一个充满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的城市。从历史的角度看，南京似乎始终是中国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见证了王朝的更迭与兴衰。每一个朝代的崛起与消失，都伴随着文化的沧桑和沉浮。这种特殊地位，使得南京成为古代诗歌中常见的主题，无数诗人难以抑制睹物伤情的情感，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
从城市文明的角度来看，南京与长安两座城市，似乎天生具有代表汉唐文化的特质。它们各自演绎了南北两段繁缛的历史，共同呈示和见证了文明重心的南渡史。汉唐时期人们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南京，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
当谈及南京的地位变化，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何南京在历史地位上能与长安相提并论？其实，这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在秦、汉之时，关中风气盛行，田野开辟，人物殷盛，金陵在这一时期无法与之争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地区的富裕逐渐显现，金陵的地位也随之上升。
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在曹雪芹的时代，金陵的文化繁荣、家族的繁荣昌盛以及诗礼簪缨的传承，都与长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些字眼在汉唐时期多用来描述长安，而在曹雪芹的时代，却非金陵不能表达。
当我们深入研究南京的历史，会发现崇祯、弘光两朝是秦淮香艳的真正鼎盛期。这一时间点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秦淮的风月之地历史悠久，但从普通风月场转变为“雅游”之地，却是在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贡院之后。此后百余年含英咀华，终于在崇、弘间达到了绚烂的极致。真正的秦淮香艳文化，其实是明代之尾转瞬即逝的事情。我们所熟知的秦淮名妓，无一出现在崇祯以前。
那么为什么秦淮香艳在崇祯后才井喷呢？答案就在于复社的出现。秦淮香艳的井喷完全是因复社的缘故。复社传递的信息唤起人们对革命的联想，而不仅仅局限于“狭邪”一面。庚午之年南京的复社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气氛弥漫着革命与激情的气息，这种氛围也孕育了独特的秦淮香艳文化。在这种背景下流行的五分钟恋爱观以及革命美人的出现都成为了历史的独特记忆。这也验证了南京作为中国文明节点与标识的特殊地位它不仅仅是政治的中心更是文化的交汇点。在这里历史与现实交融激荡创造出独特而丰富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研究。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武汉和上海，一种独特的氛围弥漫在空气中，特别是在南京，这种氛围似乎更为浓厚。革命与荷尔蒙相互刺激，形成一种独特的情绪氛围。
走在秦淮河边，你会看到各色人物来来往往，女性形象在想象中纷纷涌现，仿佛历史的重现。这个时代的南京，仿佛有着明末“青年革命中心”的影子。那时的南京，既保留了传统的韵味，又呈现出新的风貌。
名士挟妓的场面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秦淮河边的喧嚣却超越了单纯的放浪形骸。这是一个革命情绪与荷尔蒙交织的时代，人们在情场得意中追求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场。政治正确与性的肯定相互呼应，使政治激情越发高扬。
从庚午年起，南京的文化和思想深受复社影响。复社势力之大，足以造反。其在南京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文化上，更体现在其政治能量上。那些高门子弟，如陈贞慧、侯朝宗等人，虽未入政坛，却通过思想、舆论掌握文化领导权，获取了实际政治影响力。他们身后有复社这一强大组织的背景，言论和精英派别、组织的力量对政治影响越来越大。
南京在崇祯年间成为一座非典型的帝制城市。传统角度下的南京在这个时期显得陌生，体制和官僚系统似乎失去了作用。那些学子们不仅占领了思想文化的制高点，引领舆论，更在社会现实层面兴风作浪。这种景象与只有“民氓”与“有司”的标准古代城市不同，出现了一种不符合古代城市秩序与特点的新兴力量。
在秦淮河岸边，情侣们容光焕发、纵情荡冶，他们的形象成为了明末南京独特氛围的象征之一。接踵不断的盛大集会、街谈巷议的政治热情、集体围观的大字报等景观也为这个时代的南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时代，一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人们试图挑战政治秩序，开辟从官场之外参与政治的新途径。他们想要打破官僚系统的政治垄断，组织化的行动将这一意图直接付诸实践。读史者不必将他们尝试的称为民主政治，但他们确实在寻求变革，试图开辟新的社会改革路径。在十七世纪初的南京，一场关于革命与爱情的盛大交响正在上演。这是一座历史与现实交织，情感与思潮碰撞的城市。秦际唐的诗歌捕捉到了这一瞬间的风情，他在《板桥杂记》中深情地写道：“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这里描绘的不仅仅是风情万种的秦淮河畔，更是革命与爱情在这座城市中交织融合的美好画卷。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革命与爱情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南京的基本风貌。如同近代的文艺题材，《牛虻》、《青春之歌》一样，这里的爱情超越了传统的层面，融入了更宽广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脉络。
从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全新的革命加爱情的模式。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的爱情模式，不再仅仅是郎情妾意的老套，而是将爱情与现实生活、社会变革紧密相连。它展现了秦淮河畔男欢女爱中的重量和力度，呈现了明末南京的全新爱情风貌。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也表达了对这种爱情的感慨和赞美。
秦淮河畔的南京，在明末崇、弘间，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举子，他们因赶考而聚集于此，却在这里找到了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精神上的解放，与波希米亚的反传统艺术家颇为相似。他们在秦淮河畔放纵自我，寻找生活的真谛。冒辟疆的诗作就展现了这一群体的心境与追求：“昨日浪饮桃花南，今日浪饮恶木西。自笑飘流若无主，逃酣寄傲天地宽。”这是对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读着《同人集》、《板桥杂记》等书籍，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时代。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氛围颇为相似，那里充斥着从精神和肉体上的自我放逐，反传统艺术家的身影在其中穿梭。而明末的南京同样有着这样一群追求自由、寻找生活真谛的人们。
十七世纪初的南京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激情的城市。革命与爱情的结合，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色。这里的人们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精神上的解放，渴望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他们的行为和精神面貌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他们深深地热爱并享受着南京的特有氛围，他们在秦淮河岸边安营扎寨，虽然多数人的居住条件并不阔绰，如同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一般，住在小阁楼、亭子间，但他们却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体验着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享受着思想的充实和四方“同人”的融洽氛围。每当提及明代书生们的生存状态，都会让人感受到他们没有任何方巾气的现代气息，与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学生思想群落的景象不分伯仲。
对于这些精神流浪者，旧院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极佳润滑剂。性的魅力和思想的风骚在这里天然投合，彼此激发，新鲜和解放的生命意识在放浪、驰荡之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和刺激。特别是南京在崇、弘之际，娇娃丽姬超越了买欢卖笑的角色，成为了社交的中心，他们的居处，如同近代欧洲的名媛沙龙，成为了南京的思想和文化中心。
这样的场所不仅仅是一个男欢女爱的空间，更是一个公共思想的交流地。它的出现证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跃，也表明了人们开展这种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在这里，人们打破了“庙堂”式的思想空间的束缚，所谈论的话题真实、自由、无拘无束。这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地带，也是一个展示个性的地带。
聚会、宴饮、畅谈，追逐名媛、沉醉于爱情……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禁想起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文化场景。早一百年前的南京，也有着同样的文化繁荣，这并非巧合，而是源于同样的时代和精神气质。“千古江潮恨朔风”，历史的寒流将这一切扫荡一空。时隔三四百年，今天的我们已无法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提起秦淮香艳，仅将其视为简单的风花雪月。
余怀以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如今似乎被视作一篇花柳实录，仅从窥淫的角度引发阅读的兴趣。无人去思考那颗古稀之心为何被年少时的往事久久困扰，也无人注意到他在自序中的真实表白——他记录这些见闻，仿佛效法《东京梦华录》，为那段被称作“革命和爱情”的历史时期留下见证。书中感叹，鼎革之后，“蒿藜满眼”，尤侗为该书题言时亦感慨道：“回首梦华，可胜慨哉！”
余怀在《后跋》中坦言，他的诗文中赠答名妓篇语如梦幻般的前尘往事，不再记忆。但他用心写下了这些文字，如同泗水潜夫记录《武林旧事》的意图一样，无论人们如何评判他，他都无所谓！他写的不仅仅是事和人，更是他永远留在了“甲申以前”的那颗心，那是一段不幸夭折的历史，是一种我们今天已经触摸不到的过去。在这字里行间，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他对那段历史的深深眷恋和无尽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