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认最惨烈的十大战役(抗战正面战场（武汉
武汉会战，堪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重大战役。这场战役，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的夏季至秋季，于武汉地区激烈展开。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布阵，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这场战役不仅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更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这场战役，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浴血奋战，经历数百次战斗，付出了伤亡40余万的代价。他们的牺牲并非徒劳。日军在这场战役中亦遭受重创，被毙伤的人数达到25.7万。尽管日军攻占了武汉，但他们希望通过速战速决迫使国民屈服的战略企图并未达成。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战役的背景极为复杂。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之际，国民军委会已经开始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此时的武汉，不仅是军事中心，更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日军亦深知其重要性，早在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策略。随着战局的演变，日军决定在攻占徐州后，继续实施武汉作战。
中国方面为应对此次战役，进行了大规模的。在徐州失守后，国民军事委员会调整了作战序列，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为主力保卫武汉。参与战役的部队规模庞大，包括14个集团军、50个军，还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持。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也参与了这场会战。
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着长江南岸的作战，而第五战区的李宗仁（或代理白崇禧）则负责江北作战。他们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布置防线，旨在消耗和挫败敌人。中国军队还采取了游击战术，以期达到消耗日军的目的。这种战略防御格局体现了持久战的战略要求。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亦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这场战役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毅力，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场战役中，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坚韧精神。在1938年6月中旬，国民军事委员会构建了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序列。总指挥是蒋介石，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军团、军团长分布如下：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负责长江南岸的防线，其下属包括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辖第32、第18军）、第9集团军总司令吴奇伟等。第29军团军团长李汉魂、第37军团军团长王敬之等人也都在这次作战指挥序列中。
在长江北岸的第5战区，李宗仁担任司令长官，其下属包括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兼）、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等。还有总司令廖磊、第19军团军团长冯治安等。
日本方面，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积极扩大侵略战争。他们决定先以一部兵力攻占安庆，然后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地区，同时沿长江西进。但由于黄河决口，日军被迫改变计划，改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为此，日军华中派遣军调整了战斗序列，由畑俊六司令官指挥的约25万兵力的第2、第11军负责武汉作战。还有海军及川古志郎第3舰队和航空兵团等强大的支援力量。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重大战役。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期间视察了部队，对战士们表示慰问和鼓励。这场战役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场会战不仅是中日双方在陆地战场的一次大规模较量，也是双方海军、空军实力的一次重大碰撞。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集结了强大的兵力，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斗，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抗战精神。而日军则试图通过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支援，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和决心，也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残酷和艰难。
1938年7月初，华中派遣军的新作战序列由日军大本营颁布。主要指挥官包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第2集团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等多位将领。也公布了主要的战场——波田支队序战。
波田支队（台湾混成旅）从芜湖溯江西进。1938年6月11日夜，他们趁雨夜突袭安庆。川军27集团军杨森部未能抵挡，一夜间被逐出城外。蒋介石大为震怒，责令杨森反攻安庆。杨森回应称，徐源泉的26集团军无法抵挡日军第六师团的攻击，只得退出安庆。这场战役的经过就此告一段落。
武汉会战期间，儿童们积极宣传献金救国。波田支队在攻占安庆后，继续搭乘海军舰艇沿长江西进，抵达江防要塞马当的封锁线外。马当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国军投入巨资，精心打造，被视为阻止日本海军的坚固堡垒。蒋介石对其寄予厚望，认为至少能阻止日军攻势一个月。
日本海军试图从江上打开通道，但、沉船和人工暗礁阻碍其行动。扫雷艇在守军的炮火下也无法扫雷。于是日军改为陆路迂回进攻。马当要塞附近守军为李韫珩的16军。李韫珩在敌人进攻前却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吸引了16军各级军官和当地士绅参加。日军趁机登陆成功，顺利攻下无准备且无主官指挥的香山、香口等地。
马当要塞长山核心阵地的海军陆战队2大队在总队长鲍长义的指挥下顽强抵抗，打退了波田支队的三次大规模集团冲锋。李韫珩的轻敌和无效指挥导致局势失控。薛蔚英率领的167师接到两个矛盾的命令，最终选择了听从小路指令，导致错失增援时机。鲍长义的2大队在坚持两天后伤亡过半，不得不撤离阵地。日军占领长山阵地后，16军一度反击失败，连马当炮台也失守。
蒋介石对马当的迅速失守极为不满，连夜责骂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诚命令16军和49军反攻马当，但日军依托坚固工事顽强抵抗，使国军的进攻屡屡受挫、伤亡惨重。陈诚不得不停止进攻，退守彭泽。李韫珩因此被撤职查办，薛蔚英更是被枪毙。
波田支队打退国军反扑后，与增援的106师团一起进攻彭泽，使其失守。陈诚命令李汉魂的64军反攻彭泽，但再次被日军击退。日军乘势扑向湖口，占领后休整了十几天。随后他们向下一个江防重镇九江挺进。在冒雨潜入鄱阳湖后，日军终于在姑塘以南成功登陆。守军反应迟钝，导致局势失控。稳固登陆场后，日军向纵深推进，配合正面进攻包围九江。金官桥一带的防守态势不利，张发奎命令第2兵团放弃九江退守二线阵地金官桥一带防守。。
整篇文章风格生动、丰富且流畅，以详实的内容和生动的描写呈现了这场战役的经过和人物反应，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战争情况。长江南岸的战火风云
当战争的硝烟在九江上空弥漫之时，长江南岸的战斗也进入了关键阶段。松浦的106师团犹如一把锋利的剑，直指南浔路，向德安发起猛烈的进攻。与此波田支队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舰艇沿江西进，目标锁定在瑞昌。他们在瑞昌东北的港口成功登陆，击退了守军的反击，为接下来的进攻铺平了道路。第3集团军在汤恩伯第32军团的支援下奋力抵抗。
正当人们关注瑞昌的战斗时，日第9师团也在舰艇的护送下悄然接近瑞昌。前锋第6旅团如猛虎下山，连续攻克鲤鱼山、笔架山等要地。在瑞昌的战斗背后，隐藏着更为惊心动魄的故事。丸山政男的第6旅团本计划向西南攻击，切断粤汉铁路，却在无意间发现了南浔路上的日军106和101师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抵抗。这让丸山心生疑惑，随即决定改变原计划，率领部队进入岷山山脉，直插南浔路守军的背后。川军王陵基部保安队的战力薄弱，一触即溃，使得丸山误认为敌军实力如此不济。但随着74军一个旅的支援行动失败，战争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最终，南浔路正面的守军受到了严重威胁，被迫撤退。
与此在瑞昌以西地区，第30集团军和第18军等部也在逐次抗击日军。随着日军第27师团攻占箬溪并向西北进攻，长江沿岸的防线开始崩溃。在此期间，日军还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长江水路。中国军队虽然在阳新地区加强了防御，但在日军猛烈的攻势下，阳新、大冶、鄂城相继失守。此时的中国军队已经处于劣势地位。
在日军的猛攻下，德安城北的义峰山陷入激战。日步兵、炮兵与航空兵协同作战，猛烈进攻。第139师第716团团长柴敬忠英勇牺牲，阵地失守，日军攻入城内。第723团团长王启明率领部下坚守东南城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逐屋争夺，寸土不让。他们不仅坚决反击突入城内的日军，还成功坚守了阵地长达三昼夜，最终奉命撤出。这一英勇事迹受到了当时舆论的广泛赞誉，冯玉祥将军作诗表达敬意。
在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中，第1兵团成功完成了阻止日军向南扩展的任务，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武昌的企图，而且给予日军第11军的第106和第101师团毁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在长江北岸的作战中，日军第六师团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初从合肥南下，突破了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线，相继攻占桐城、潜山。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和江南沿线均有所占领。7月24日，日军第十一军第六师团在稻叶四郎的指挥下进攻太湖和宿松。经过激烈的巷战，日军占领了广济的门户黄梅。此后，五战区代理司令白崇禧指挥部队反击，但日军凭借险要地形和大量毒气防御，使反击行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白崇禧调整战略，试图全歼第六师团，但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经过惨烈的战斗，第六师团虽然损失惨重，但仍无力继续进攻。他们在广济就地休整并补充兵员后，继续向田家镇发起进攻。田家镇是长江最重要的江防要塞，是武汉的屏障。最终国军不支撤退，田家镇失守。
在大别山北的作战中，日本第二军因张鼓峰事件行动迟缓。他们攻占六安、霍山后分兵两路进攻武汉。左路第十三师团进攻富金山，遇到了宋希濂率领的71军和原东北军51军的顽强抵抗。富金山的防守战役异常激烈，日军多次进攻均告失败。这一战斗充分展示了宋希濂的精锐部队的战斗力和毅力。
在整个战斗中，日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军的英勇抵抗和巧妙的战术运用，使得日军在多个关键战役中都未能如愿取得胜利。这场战斗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意志和信念的较量。国军的坚韧不拔和顽强抵抗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和赞誉。在富金山战役之后，日军的增援部队16师团于9月11日抵达战场。面对数量翻倍的敌人，中国守军由于长时间的抵抗，已经损失惨重。宋希濂将军面对九日的激烈战斗后，守军因伤亡过大而不得不撤离阵地，转移到沙窝、小界岭一线。日军趁胜追击，先后占领了叶家集、商城，逼近小界岭防线。
小界岭防线是阻挡日军的重要防线，其失守将意味着日军将长驱直入，国军将失去有利地形。宋希濂的71军、田镇南的30军和冯安邦的42军共同防守此线，其中71军因富金山战役损失惨重，只剩下了800多人。三个军利用地形优势，顽强抵抗了日军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从9月一直打到十月下旬。最终在第13和16师团的猛攻下，小界岭防线被突破，日军成功穿越大别山，占领了麻城。然而国军已经放弃了武汉。
与此日军在南浔铁路与瑞武路之间的守军兵力薄弱，利用侦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命令第106师团向西推进，企图切断南浔路与武宁路中国守军间的联系。第106师团主力深入万家岭地区，与第1兵团主力第74军等部发生激战。在王耀武指挥下的第51师以及张灵甫的精干小部队对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日军第106师团损失惨重，特别是基层军官伤亡严重。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甚至组织空投军官以加强力量。经过五昼夜的争夺，张灵甫终于牢牢控制了阵地。
战局并不乐观。日军第2军左路军行程受阻，右路军虽然稍好但仍然面临挑战。在攻占固始后，两个师团沿公路西进潢川时遭遇了张自忠的顽强抵抗。尽管张自忠成功守城超过预定的七天，但他仍然成功撤离。此后日军占领了罗山、信阳等地，但胡宗南率领的军队在与日军激战二十天后仍未能守住信阳。李宗仁为此命令胡宗南南撤并据守桐柏山等地以掩护鄂东大军撤退。然而胡宗南不听命令，将其全军向西移动退保南阳，导致整个平汉路门户洞开。
更为严重的是，外围要点尽失的日军还成功在广东登陆并很快占领了广州这一华南重要港口城市。广东抽调半数兵力参加武汉会战却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广州沦陷后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的战略地位下降，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最终日军占领了武昌、汉口和汉阳等地结束了武汉保卫战。
这场保卫武汉的战役虽然使敌人在推进过程中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需要反思和总结包括战略部署战术应用兵力分配等等问题需要改进和提升只有吸取教训不断提高自身的军事水平才能真正地保卫国家安全这场战役也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和坚韧他们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为保卫家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尊敬在长江北岸的田家镇要塞，日军在攻防战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记载，他们“战死287人，负伤866人，合计1150人，预料伤亡数字还将增加”。南岸的江西马头镇要塞，同样见证了激烈的战斗。中国守军与敌激战8昼夜，给予了敌人重大杀伤。
在富池口要塞，日军与中国军队进行了近10天的血战。无耻的日军甚至向国军施放毒气，最终才占领该地。同样的，在庐山南北，国军与敌人展开激战，取得了万家岭大捷。这一战役中，国军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并俘虏了30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在大别山地区，国军也在富金山高地巧妙地了日军。利用地形优势，国军给予了敌人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海军也积极参与作战。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与日军航空兵多次空中大战，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有力地迟滞了日舰的进攻。
由于国军在各处的顽强，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10月底，日军才完成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武汉的三面包围。但从战略角度看，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半月，最终国军主动撤出武汉。就战役而言，日军虽占领了武汉三镇，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但并未能迫使中国屈服。实际上，这次会战使日本遭受了战略性的失败，成为其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这次会战彻底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尽管日军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但未能歼灭国军主力，反而使自身遭受严重打击。据不同来源的统计，日军伤亡人数总计约在数万人之多。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表面化。作为一个战略物资缺乏的岛国，日本主要依赖输入。为了维持战争，日本不惜一切代价。但战争对日本的经济实力造成了巨大压力。
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遭受重大打击，还使中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次会战标志着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迫使日本改变了其侵华政策的方向和方式。在次年六月的武汉会战之际，全国的资源都被紧密调动，连学校的教育用都被收回，用以扩充日益壮大的军队。随着士兵人数的激增，国内的劳动力、粮食和能源的供应都显得捉襟见肘。到了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经达到惊人的61.56亿日元，远超过日本的储备能力，使得日本的经济困顿急剧显现，军队的物资保障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无疑加剧了中央统帅部的痛苦和压力，其参谋总长和陆相坦诚地表示，“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战斗力总体上呈现出下滑趋势。这一转变迫使日本调整其政治和军事策略，企图通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式来应对困境。
在历史的长河中，武汉会战是中国官兵英勇抵抗的象征。他们在战场上大量杀伤日军，给敌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高层决策者在作战指导上的不足，使得中国在消耗敌人的也过度消耗了自己。例如，在阵地防御上单纯消耗，缺乏灵活的战略调整，以及在上的失误等。川军名将杨森及其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也有出色的表现。
陈诚作为当时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他对武汉会战的反思十分中肯。他认为频繁的作战指导变更使得作战部队难以跟随；在制定指导计划时，应更多地考虑部队的现状和实力，特别是在持久战中，必须预先设定明确的战略目标；未受训练的部队绝对无法作战；在山地与装备优良的敌人交战有利，因为山地能削弱敌人的优势。
为了永久地纪念这场战役，鸡公山武汉会战历史纪念馆在信阳市鸡公山风景区落成。该纪念馆位于一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鸡公山花旗楼。这座楼原属于英国驻武汉商人柏尔恩，后在战争期间被转为蒋介石在鸡公山的临时行营。这里曾是1938年蒋介石召开“中原会议”的地方，会议分析了日军战略，修订了保卫大武汉的计划。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人们回顾和反思武汉会战历史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