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为什么出台官员禁止乘坐轿子的规定

在清初，从王公贵族到官员，骑马者众多，乘轿者寥寥无几。这一传统源于中国王朝的历史沿革，如《野获编·勋戚》所载，武臣即使贵至上公，也不得乘轿。这一制度的继承，与王朝以骑射为本的治国理念息息相关。入关后，骑马依然是主流，乘轿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变迁，官员中的享乐之风逐渐盛行，弃马乘轿者日益增多。

顺治四年及九年，清为了规范这一趋势，两次颁布制度，规定了不同等级官员乘坐轿子的大小等规制。但总体上，满洲王公、八旗将领及官员大多有骑马的习惯，汉族文臣也多骑马，因此这些规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官员中享乐之风更甚。不仅王公贵族，连旗籍官员、汉族武职将帅中弃马乘轿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康熙时期已引起朝廷的注意。到了雍正时期，针对副将及其以下官员，出台了不准坐轿的严格规定。

乾隆时期，对禁止旗籍及武职官员乘轿的规定更加严格。不仅汉族武职官员，连旗籍文武官员及宗室王公都被明确禁止乘坐轿子。规定详述了哪些官员可以例外，例如年老体弱的官员或特定礼仪场合的坐轿可以被允许。有趣的是，有的官员误以为乾隆帝反感坐轿，于是改为坐车。对此，乾隆帝特意澄清，不许坐轿并非因为官员没资格或不应该坐，而是希望他们保持满洲人的传统武艺。

尽管有严厉的处罚规定，清朝的这项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却时紧时松。传统的规制难以贯彻到底，其中既有正常的特许，也有高官显贵的公然违制。但通常情况下，最高当局的特许都是有理由的，或是出于特殊原因。例如，有的武臣因在军前效力多年导致腿有宿疾，得到特许可以乘轿。

清朝对于官员乘轿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宽松到严格的过程。这不仅反映了清朝对于传统习俗的尊重和维护，也体现了对于官员行为规范的重视。在这一过程背后，也透露出社会变迁和风气转变的微妙关系。在古代中国，乘轿子的特权原本仅限于特定的人群，然而这种特许或例外却逐渐引发了一般官员的效仿。原本只有因保卫皇帝而受伤的丹巴多尔济等人才有资格乘轿，然而一班官员却紧随其后，纷纷效仿。更有一些特许情况，让贪图安逸的官员找到了乘轿的理由。例如，在遭遇崎岖狭窄或是稻田水曲等无法骑马的情境下，可以乘坐“竹兜”一类的小轿或滑竿，这本是为了应对特殊情况，然而一些官员却以此为借口，在不合规矩的情况下也乘坐轿子。

乾隆时期对于违例乘轿的处罚起初较为严格，但后来时紧时松，越来越宽松。有时甚至只是作为违制乘轿的单一条款进行处理，更多的时候是在一名官员的多项违规行为中，违制坐轿只是其中一条。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曾整饬营伍，对违制乘轿的官员进行参劾，但在实际处罚时却表现出宽容的态度。

公然违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例如乾隆时期出征台湾的大将军，他所乘坐的大轿子用36名轿夫抬行，速度飞快。他出师打仗时也坐轿，这种公然违制的行为竟未受到处罚。福康安的故事更是让人惊叹，他作为一位儒将，在战场上不骑马而坐轿子，指挥将士上阵。这种违制行为在社会上渐渐成为习惯，人们对此似乎习以为常。除了福康安外，清末湘军中也有武将坐轿子打仗的。湘军本身以文臣上阵打仗为特点，其中的儒将王錱便是典型的代表，他坐轿指挥战斗，似乎已经司空见惯。这种现象体现了专制时代政令执行的困难。往往只有在有人举报或弹劾时才会进行追究，或是在犯了其他大案时才会牵扯出违制坐轿这类行为。尽管如此，这种违制行为仍然在社会中悄然流传。这些故事揭示了古代社会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样性。尽管有制度存在，但在高官显贵的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上行下效的现象使得违制之事渐渐成为习惯。